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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魏晋风度与玄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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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汉时期,董仲舒融合儒、道、法、阴阳五行等学说,形成了自己的新儒学。

这一思想体系适应了西汉大一统国家的政治需要。

于是汉武帝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

,将这种新儒学确立为官方思想。

此举奠定了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,使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。

此后几百年间,这种以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为特征的汉代经学日趋繁琐,枝蔓庞杂。

面对东汉末年以降的时代变局,原本为大一统张目的汉代经学体系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。

于是思想界酝酿出一股新的社会思潮来取代它。

这一新潮流在此后的历史中日益发展壮大,成长为“魏晋玄学”

社会思想为解读特定历史环境下人的行为提供了参照。

如果我们不了解玄学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人,那么他们的很多言行就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。

以陶渊明为例,其《饮酒·其五》是这样写的:“结庐在人境,而无车马喧。

问君何能尔?心远地自偏。

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。

山气日夕佳,飞鸟相与还。

此中有真意,欲辨已忘言。”

世人多以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

为千古佳句,却常常忽略了最后一句“此中有真意,欲辨已忘言”

的重要性。

庄子曾说:“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!”

[1]陶渊明眼前的景像蕴含着什么“真意”

?为什么诗人又说自己“忘言”

?是真的不能用言语来形容,还是他觉得根本没必要言之凿凿?

又比如陶渊明在《五柳先生传》中以“好读书,不求甚解”

自况,而且颇有自矜之色。

此句每每成为后人读书囫囵吞枣的借口。

然而这样的言语并非出于谦逊,而是对汉儒章句之学的反动,是玄学“得象忘言”

、“得意忘象”

学风的直观体现。

平平无奇的言语中往往蕴含着极深的意味。

是以要深究放任旷达的魏晋风度,我们势必要回到其时代背景及思想当中,方得见识其真实面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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