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哲学家们常常问，这些周期的来复，是否使人类永远停留在同样悲惨、同样愚蠢、同样偏枉的水准上？或相反，钟锤在摇摆之中慢慢地升向更幸福的区域？我相信这并不真正成为问题，也不是如何重要的问题。

政府的职责，在于补救目前的灾患，准备最近的将来，它的工作不是为辽远的前程，为几乎不可思议的境界。

彭维尔[143]有言：

“凡是殚精竭虑去计算事变的人，其所得的结果之价值，与对着咖啡壶作观察的人所得的，相差无几。”

人类经历平衡的阶段（1870至1914年间我们父辈的生活便在此阶段中度过），随后他进到了狂风暴雨与冲突击撞的境界。

这些冲突解决之后，人类又达到一个新阶段。

这时候，两种冲突应该得到解决了。

第一是最严重的：经济冲突。

自由的资本主义不存在了，国家经济亦难有何等成就。

在私有产业的利益（这似乎是无可代替的）与明智的监督之间，应当觅得一种沆瀣一气的方法。

问题定会解决，而我们敢言，此解决方式既非共产主义的，亦非资本主义的，而是采取两种主义的原素以形成的。

同样，政治争端的解决方式，既不会是纯粹民主的，亦不会是纯粹集权的。

正的论调也好，负的论调也好，黑格尔[144]曾阐述过：

“人类社会的历史，是由那些相反制度递嬗的（有时是突兀的）胜利造成的。

随后，犹疑不决的智慧所认为矛盾的原素，毕竟借综合之力而获得妥协，而融成有生机的社会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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